就像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最佳搭档一样，刘伯承和邓小平也是一个最佳组合，两人合作高度默契，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他们一个是举轻若重，一个是举重若轻。他们在战场上配合默契，得心应手，在工作中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带出了一支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打出了一片晴朗天空。

邓小平和刘伯承的胸怀都很宽，但邓小平的格局更高，野心更大，手段更狠更果断更干脆，为了达到目的，顾虑的东西更少，心理包袱更少，拿得起，放处下，有最高领袖的魅力。邓小平像毛泽东，刘伯承像周恩来。刘伯承没有野心，心太软，太仁慈，太顾虑别人的感受，所以做决定不像邓小平那么果断，这个性格不适合担当最高领袖人物。

刘伯承与邓小平有着13年共同指挥军队的战斗生涯，有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友情谊。邓小平比刘伯承小一轮（12岁），刘伯承像大哥哥爱保小弟弟一样爱护邓小平。刘伯承聪明绝顶，才华横溢，但下决定没有邓小平那么勇敢果断。两人都是四川人，两人都在相同的时间到过苏联留学。1931年，两人又都来到中央苏区。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月，邓小平调任第一二九师政委，从此，邓小平与刘伯承开始了长达13年亲密无间的合作。他俩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使一二九师像一把利剑，直插在敌人的心脏——太行山区。

刘邓组合对下属来说像就严父慈母一样，刘伯承给人的印象是忠厚、诚挚、和蔼的形象，据刘邓部下回忆，刘伯承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热爱党，关心下属，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下属喜欢亲热地跟他打招呼，在刘伯承面前，会感受到慈父一样的温暧。但邓小平给下属的印象是严厉，做事果断坚决，发起脾气来很可怕。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合作是思想和意志一致的合作，是真诚的合作。只要邓小平表态过的事情，去问刘伯承，刘一定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刘邓的部下都记得刘伯承常说的一句话是：“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对下属来说，刘伯承像慈祥的母亲，邓小平像权威的父亲，母亲把权利让给父亲，同时又完美地辅佐父亲。

邓小平很依赖和关心刘伯承，因为刘伯承年纪比较大，身体比较差，只有一只眼睛能看东西，所以邓小平提醒工作人员，小事情少麻烦刘师长，大事情才找刘师长决策。为了照顾刘伯承的身体，邓小平总是把许多组织实施、起草报告、签发电报等任务担当起来，尽量减轻刘伯承的体力负担。部队经过黄泛区，天上有敌机轰炸，脚下是没膝深的烂泥，行走十分困难，邓小平搀着刘伯承，走过了几十里的“水乡泽国”。

1942年3月，邓小平去太岳、中条山检查工作。临行之际，刘伯承送了一程又一程。送走之后，他立即对参谋长李达说：“现在敌人扫荡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就是这样，刘伯承仍然每天记挂着暂时分离的邓小平，每天都到值班室询问邓小平的行踪。3月19日晚上，他又来到值班室，值班参谋报告，刚刚收到电报，邓小平今晚要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因为白晋线是日寇重点防御的地区，刘伯承放不下心来，他让两位值班参谋去休息，自己要亲自等待邓小平的消息。两位参谋说：“我们不困，还是师长去休息吧。”刘伯承一手拉住一个，把他们带到隔壁休息室里，按到床上，盖上被子才走。那一夜，刘伯承一直守在值班室里，一边检查值班日记，一边等待消息。深夜，接到陈赓发来的电报：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刘伯承才舒了一口气，叫醒了两位睡得甜甜的值班参谋。

在刘邓合作指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13年中，一个军事主官，一个政治主官，留下了一段“刘邓不可分”的佳话。在他们共同组织的历次重大战役行动中，许多重大的作战方案是他俩一起商定；各种命令都是以刘邓联署方式签发；许多次重要战役是由他俩共同指挥。刘邓大军的英名远播四方，令抗日军民鼓舞，令敌人丧胆。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的战史中融会着刘邓的智慧，不可分，也分不清。

周恩来曾对刘邓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大家完全同意周恩来的评价。周恩来继续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

周恩来说到点子上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性格适合做领袖，做领袖的人，性格是得非常灵活变通的，该粗的时候就粗，该细的时候就细，该心狠的时候要够狠够硬，太仁慈的人做不了领袖的，只能做总理或参谋。

在进行战略决策和解决重大问题时，必须有‘举重若轻’的方法和气势，才能增强信心，当机立断，否则就可能迁延不决，贻误时机；而在决策以后，确定具体战术和具体措施时，则必须处处注意‘举轻若重’，方能周密细致，扎实稳妥，否则，就可能出现疏漏，招致失误。

刘伯承常说：“打仗这玩意，可不能马虎，一字之差也会死很多同志，甚至影响整个战斗的成败。”他还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和范围所及，专门规定了基本命令与战斗命令、训令与命令的不同形式，以便于各级指挥员分类掌握和使用。他反对只凭想当然就投入战斗的草率行为。他曾尖锐地指出：“不仔细研究命令，不明确下达任务，那是犯罪行为。”

邓小平十分赞赏刘伯承的这种作风。他说：“伯承对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时时注意检查，务使贯彻‘海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育同志们的口语。”

邓小平还说：“伯承善于总结经验，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善于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军事实践。”刘伯承几乎每遇大战必做作战总结。在他的总结中，不仅总结我军自己的作战经验，而且善于总结敌人的作战规律。他所以能够常常出奇制胜，就是因为他对敌人的推理认识十分细致深入，故而能够用兵如神。七亘村战斗，重叠设伏，就是抓住了日军的骄横心理，以为我军绝不敢再在原地打一仗的一般估计而设计的一场漂亮仗。当时，刘伯承曾说：“日军对我国的兵法是熟悉的，也懂得‘不得遵常’的用兵原则，我们要抓住日军迷信教条的心理，就在原来地方再次设伏。”著名的神头岭作战的伏击地点，是刘伯承亲自勘察决定的。该地山梁狭窄崎岖，不便于我兵力展开，有些同志认为不宜选作伏击战场。但是，刘伯承分析认为，敌人也会认为这里的地形对我不利，估计我不会在此设伏，而对此地麻痹大意。我偏一反常规，在敌人认为我不会设伏的地点设伏，打击敌人。后来实际情况表明，刘伯承的反推料敌十分准确，敌人果然按照他的安排行动，使得神头岭一战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全军覆没。刘伯承的料事如神，来自他对每一场战斗的认真细致总结。

邓小平的“举重若轻”则表现在他善于驾驭和处理那些错综复杂的事情，善于在处理复杂事物中抓住主要矛盾，以纲带目，总揽全局。许多与邓小平共过事的同志对于小平的这一特点记忆犹新。杜润生在回忆中说：“小平同志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气度和风格。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时间算是比较长。从太行山到南下进军大别山。在中原局，小平同志是书记，我是秘书长。”“小平同志的气度和风格是什么呢?那就是顾全大局，实事求是。在复杂环境里，在许多工作任务中，抓住主要环节，勇往直前。他是用大手笔写历史的人，写重要历史篇章的人。这种人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他们能超越自我，顺应历史呼唤。平素和他接触，感觉他和常人无异处，也说笑话，也打扑克，搓麻将，喜爱孩子，吃爱吃的菜。可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哪怕是泰山压顶，大难临头，总是知难而进，顶风搏浪，毫无畏惧，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多年的宋任穷回忆说：“小平同志经验丰富，观察问题敏锐、深刻，思考缜密周到，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纷繁复杂的问题作出精辟的分析和果断的决定。但讲话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从不长篇大论。他提倡讲短话，写短文，开短会，主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参加他主持的会议，既解决问题，又不占很多时间。

在长期亲密无间的合作中，刘伯承、邓小平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刘伯承与邓小平心心相印，亲密无间的合作，创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个又一个奇迹与胜利。

邓小平说：“我和伯承同志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两个人性格很像，不容易取长补短，比如你脾气暴，我脾气也暴，会就冲突吵架。你粗心，我也粗心，就没法办好事情。两人既要有共同点，又要有很好的互补性，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能互相包容。比如如果毛泽东跟邓小平搭档，或跟彭德怀搭档，或跟张国焘搭档，或跟林彪搭档，肯定不合适。邓小平喜欢做决策，做小事粗心。彭德怀脾气太暴。张国焘心胸太窄。林彪疑心太重。